“我这人原来就是悲剧性格的人物，近人情时极近人情，天真时透底天真，糊涂时无可救药的糊涂，悲观时莫名其妙的悲观，但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，只相信智慧。”
这是沈从文对自己的评说。
年他发表的作品《边城》，在87、88年，两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，让早已寂寂无闻的他，得以从历史的尘封中拨云见日，惊艳你我。
无独有偶，这几日重读《雪国》，史上最优美的诺奖作品，重新走近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精神世界，竟意外发现，它与《边城》某些部分共鸣了。
很多人称之为乡土文学的《边城》，与唯美的《雪国》，看似完全不搭，但它们同样寄予了作者对美的文学追求，与战乱中无处寄托的精神归依。
突发奇想将它们放在一起，那些共鸣点，意外的让我更清晰的了解了作家的精神世界，那些虚构与现实的矛盾统一。
1、作家笔下干净的文字，呈现的美，是在战乱中建构的精神故乡
《边城》和《雪国》在作家笔下，如梦如歌，都美得超越现实。
《边城》中的湘西，小而平凡，那里的人朴实纯善。
故事情节虽是一段悲伤的爱情，但整本书看下来，你会融入到作者营造的诗意中，那一份静与美，山水人情交织。干净、淳朴的笔调，乡土神韵的浓浓包裹，都让人内心沉静，意态悠闲。
小说小而精致，但意蕴深厚，扎根在作家理想的土地上；看似普通，但你若对沈先生的写作背景有所了解，对他的思想历程有所觉察，你会理解一份大的作家情怀。
沈从文少年生活在动荡不安的革命年代，他十二、三岁就出湘西，跟随部队，跋山涉水，颠沛流离，看尽世间百态。
在《从文自传》中，有段描述：
“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，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，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，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，我可以说全部懂透了。”
“我们部队到那地方除了杀人似乎无事可作，我们兵士除了看杀人，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可作的。”
短短言语，写尽了那个时代的血腥与残酷，一个少年人的成长岁月，看杀人成了每天的消遣，你能理解那种精神上的紧绷、与对生命的轻慢吗？
但沈从文显然是个另类，他经历了“二十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的生活”，但他在文字中疗愈自己，书写下最平和、干净的文字。
笔下平静、安详的茶峒生活，那生机勃勃的虎耳草，是他的精神故乡，市井的喧嚣，残酷的战争，都侵入不了，是他的心安放之所在。
经典的作品在褪去时代的光环后，依然能展露它的审美与思想，《边城》就是这样，在乡土味中，走向了精神贵族的高度。
而被誉为“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抒情文学顶峰”的《雪国》，更代表着川端的精神世界。
这个有些悲伤的爱情故事，淡得只剩下雪的气息，若有似无的爱情，细腻哀婉，它引人入胜的不是情节，而是扑面而来的文学气质，作家的笔触，美得超越现实，又夹杂着虚无的凄清。
川端康成是为内心写作的作家，《雪国》创作于日本军国主义盛行的二战时期，他拒绝为吹捧而写作，远离人群，去到边远小镇，过着与世隔绝般朴素的生活。
他用十年时间勾勒的美丽雪国，也是他给战乱时期、传统崩塌的国人和自己，建构的精神故乡。
川端擅长运用“意识流”手法，抓取瞬间感受，细腻到每一丝纹路；他的笔调，又像雪一般淡然、澄澈；结构上看似散漫，实则匠心独运。
比如写月光，他会写它宛如嵌在蓝冰里的利刃；写河流，会写它仿佛是从杉树梢上流出来；写内心的震动，会写整个银河向心头倾泻下来；写女人，会从这个女人的鼻梁，写到嘴唇的纹理，再描绘她指尖的颜色。
川端笔下刻画了一个细腻、精致、充满诗意的世界，即使人生充满无常的苦涩，也淡淡的，渗透着日本文学典型的物哀之美。
连余华都曾赞叹：“他（川端）叙述的目光无微不至，几乎抵达了事物的每一条纹路.......”这得益于作家对生活强大的感受能力。
川端与沈从文，他们都在纷乱的世间，在文学中抒发各自心中对美的追求，勾勒彼此的精神家园；他们的文字，如内心一样，在吃人的战乱中，也依然干净如初，皎若月光。
2、浅析作家笔下和现实中的虚与实，感悟他们寄予文学的思想情怀与矛盾统一
《边城》像时光里的一束野菊花，土味又满腹芬芳。
与老船夫相依为命的外孙女翠翠，在一次赛龙舟中，与傩送二老一见倾心，不料二老的哥哥天保大老也喜欢翠翠。
兄弟俩决定，谁唱的山歌最能打动翠翠，就谁娶。二老的歌声入了翠翠梦中，灵魂浮起，飞过悬崖，采了把喜欢的虎耳草。
大老知道自己唱不过后，黯然乘船离开，却不料船意外触礁，跌入湍流中淹死了。
噩耗传来，成了一段刚萌芽的爱情迈不过去的噩梦。
二老的家人心里有了坎，不想娶令大老遇难的女子做儿媳妇，二老也难以面对，选择了离开。
心力交瘁的老船夫病倒去世，留下翠翠孤单等待，遥遥无期......
在作家笔下，没有真正的恶人，但事情就是在各种不凑巧中，走到了悲剧的结局。
故事为什么这样虚构？你若了解作家的经历，就能体会他内心的矛盾。
沈从文的一生，没有碰到太多了解，他的才华没有给他带来优待，反而更多了灾难。
年轻时，为生计，他发表过很多爱情小说，在那个革命年代，被扣上“桃色小说家”的帽子，后又升级成“反动派”，连他的妻子张兆和都不理解他，觉得他不拥抱新时代。
那是沈从文最灰暗的岁月之一，无论在外，还是在家，他都被孤立，他写下“我行将被拒绝于群外，阳光不再属于我有了”的颓丧语句，可见内心的绝望。
哪怕看尽了人世虚伪、做作的丑态，他也“始终没有丑恶的感觉，只觉得这是人的事情”。
正如他在《从文自传》中说的：
“我看一切，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掺加进去，估定我的爱憎......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，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。”
他的诗人气质，在现实面前，一度令他不知所措。但他寄予了文学，在文学中又以“不凑巧”来和解，来释怀人世沧桑中，无常的命运，他人的不理解，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。
《边城》中的虚，与现实中的实，寄予了作家的思想情怀，他袒露人性的扭曲，又赞美人性之美，让内心的矛盾，让虚与实在文字中统一了。
文学寄予着作家的思想，承载他的精神世界，同时也安放他的灵魂，川端康成亦是如此。
川端的成长期，一直在被迫接受亲人一个个离世，父亲、母亲、祖母、姐姐，14岁那年，唯一陪伴他的祖父也去世了，彻底成为了孤儿的他，在这份巨大的痛苦与孤独中，开始了写作，他在文学中找寻寄予。
但人世变幻的无常，对现实的无力，让他悲哀的发现，一切都无意义，从而形成“一切都是徒劳”的宿命思想。
《雪国》中到处充斥着物哀的气息，以及这种宿命思想，这也和日本文学只